1867年杜德成立「寶順洋行」（Dodd & Co.）。力圖擴大茶業經營的規模，他做了二大重要決策，一是立基艋舺，做為寶順洋行在台經營茶業的中心，二是在艋舺設立茶葉加工製造廠，以擺脫中國茶商對台灣茶業的加工控制權。杜德很早就注意到淡水茶業被限制的原因，主要台灣沒有自己的茶葉精製的工作組織。台灣茶商只能獲得生產及出口的微薄利潤，獲利最多的加工利潤全數落入中國等地的茶商手中。杜德經營台茶市場後，深知中國茶商的加工精製控制，對其獲利有嚴重影響，開始向廈門、福州一帶招募作茶師傅及茶工，嘗試建立台茶完整的產銷體系，儘管只是產銷體系的變革，卻對台茶市場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
1868年（清同治7年），杜德透過一系列的變革，將台茶生產加工權至中國茶商轉移至自己的手上，計畫在台灣北部最繁華的艋舺投資設立加工廠，出口台灣茶葉。透過李春生的引薦，取得有艋舺大檀越之稱的黃阿祿嫂同意，欲設立據點，卻因受到艋舺官方查封，致使寶順洋行無法順利租屋。不僅如此，主導艋舺商業事務的黃、林、吳等家族對外國商人相當不友善，導致外商因此多轉往大稻埕設立洋行，卻也間接削弱艋舺地區的政經影響力。由於杜德在北台經營茶業成功，吸引眾多商人競相至北台設行買茶，從淡水山區茶農、中間商及精製茶廠間，發展出複雜且綿密的台茶產銷網絡，為日後的大稻埕茶街奠下堅實基礎，也創造台茶出口之盛況，逐漸在日後躍居清末台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。1869年杜德以兩艘載滿台灣茶葉的直銷紐約，開創「福爾摩沙茶」（Formosa Tea）的黃金時代。

1895年日本開始領台後，對台灣推動一連串的近代化措施，也讓台灣茶業結構產生現代化的轉變，影響台灣目前的茶業生產模式。根據1900年（明治33年）的統計，台灣茶葉生產集中於北部，其中以台北廳的芝蘭三堡、八里坌堡、基隆廳的石碇堡、深坑廳的文山堡、桃園廳的桃澗堡、海山堡與新竹廳的竹北二堡為主要產地。總督府在領台之初，數度派出包括藤江勝太郎等至台北、桃竹苗等產茶地方進行相關調查，雖然台茶在當時看似發展繁榮，但就整個世界茶業發展，台灣茶業正面臨嚴峻的挑戰。兒玉源太郎總督在1901年（明治34年）有關台灣殖產興業的演講中，提出「茶業挽回」的施政方針，顯現出台灣茶業在日治初期已出現危機。兒玉源太郎總督認為，台灣茶業的衰退其因在於在外國市場競爭力不足，提出降低生產成本，及提高品質的策略。

總督府於1901年（明治34年）於深坑廳文山堡什五份庄（台北市文山區）、桃仔園廳桃澗堡龜崙口庄（桃園市龜山區）設置「茶樹栽培試驗場」。設立目的於試驗各式肥科、剪枝法，研究茶葉收獲量、品質高低與之關係，建立合適台茶發展的栽培方法。1903年（明治36年）建立「殖產局安平鎮製茶試驗場」，負責掌管製茶及茶樹栽培之試驗業務，同時也是台灣最早設立的半機械製茶工場，首任主任為殖產局農商課藤江勝太郎技師（1905-1909）。試驗場於1910年更為「安平鎮茶樹栽培試驗場」。

這是台灣第一個從事茶業科學研究機構，希望以科學研究的方式，提供茶業改良的知識，也藉由科學化的經營，研除台灣茶業生產舊有的生產製造習慣，說服茶農用科學化發展，致力降低生產成本，提高茶品質及單價，謀求台灣茶業更好的發展。

為求台灣茶品質一致，消彌茶菁爭購現象，合理劃設茶業產區，1952年（民國41年），劃定林口為「全省示範茶業」，成立指導委員會等組織，將茶工廠整理並成立11個茶工廠，限制茶廠之訂定再設及生產標準，並審核設立示範園104處，配合技術講習訓練改進生產技術，提高茶菁質量，供應工廠製茶原料，開創台灣茶的經營管理模式。

當時在林口地區的茶葉銷售系統分為2種，一種是茶販仔來收，茶販仔不是每種茶都收，而是依市場的需求收購，另外一種是自產自銷，帶到台北茶行去兜售，他分享為因應當時茶農售茶的模式，產生茶棧的商業模式，早期若是要收茶沒有店號，就會暫借茶行，有時裡面會有數十名茶老闆等侯買茶。茶農帶著茶葉進行試泡，滿意就銀貨兩訖，然後就給茶行（棧）的老闆抽成，叫勾仔費。因為有買跟賣的需求，形成了茶街裡的茶棧交易市場，在大稻埕裡不止一間茶棧仔。所以當茶農在這間茶棧交易沒有成功的話，可以繼續往下一間茶棧進行交易。目前駱錢先生由於年紀漸長，後輩正在培養製茶，專注意於製作老茶及茶籽油。

林口周氏家族，祖籍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十六都南門外西州鄉石竹湖尾。從周氏族譜世系表來看，周氏開台祖周朝章，於1814年（嘉慶19年）自晉江原籍渡海來台，遷至當時八里坌堡大坪頂南勢埔庄居住。遷台初期，先暫搭草屋在滿佈刺竹的地方，故取名「刺仔腳」，即今林口南勢里的井子厝。而周基壽先生的茶廠就在現今井子厝站的公車站牌旁。

周基壽先生父親周承塵為林口鄉第2屆的鄉民代表，他在家中排行第7是那輩最小的孩子，台灣話說「屘房出叔公」，在林口很多周氏族人都要叫周基壽叔公，從旁驗證周氏家族在林口的興旺。